（第73期，供2017年7月14日学习使用）
《保密工作》2016年第8期，重点文章核心内容导读——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确立科学定密理念
此文作者：张勇
“ 保什么， 怎么保， 谁来保”，是保密工作的基本问题。其中，“保什么”，指的是国家秘密事项的基本范围应当如何界定，以及国家秘密具体事项如何确定的问题。长期以来，保密范围过宽、国家秘密过多，“保”与“放”的界限如何科学切割，始终是困扰保密工作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制约，也与我们对于国家秘密属性特征在理论上的研究认识不足有关。
2014年4月15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把握，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对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我们梳理现行的定密体制机制，在新的高度和更广的维度上重新审视已经秉持多年的定密理念，从而确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科学定密新理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
树立以民为本的理念 保密一切为了人民利益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第一要素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归宿，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保密工作的根本任务。保密既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也是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二者是相统一的。美国的一位信息安全专家这样指出：“政府应当对国家和人民的生存负责。为此，政府有时必须严格控制某些信息。对这些特殊信息的保护，政府只有通过定密制度来实现。”我们在对信息决定采取定密措施时，首先就要考虑到，这样的定密决定是不是能够对保护人民安全、维护人民利益起到保障促进作用，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个必要性是现实的、可描述的判断，而不应当是想当然的、无法证实的推理。
在确定国家秘密并力图保护信息安全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定密是一把双刃剑。不恰当的定密，将在某种程度上给人民利益带来负面影响。以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为例，出于维护社会秩序、避免民众恐慌的考虑，地方政府作出了将疫情定密的决定。但是，由于对疫情管控能力不足导致局面失控，造成群众和医护人员大量受感染甚至失去生命，最终不得不解密并每天发布疫情。同样是出于维护人民利益这样一个出发点，却作出了对同一类信息先定密后公开的截然不同的决定，反映出对“以民为本”定密理念把握上的巨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