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招募方式由金钱开始，但在整个过程中金钱并不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谍报机构并不会付出太多的金钱。首先，谍报机构会让情报员明白，他所得到的报酬，必须要与其收入水平大致相符，如果他的生活方式明显超出其收入水平，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一后果足以打消情报员索取过多金钱的念头。其次，情报员在接受谍报机构金钱的同时，通常都会留下字据，谍报机构也可能会偷偷录音录像。这些材料都将成为威胁情报员的武器。一旦情报员不听摆布，这些证据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因此，谍报机构无须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
思想意识。在MICE公式中，利用招募对象思想意识上的弱点是一种最可靠的方式。在思想上与本国的意识形态产生差异，从而走上叛国之路的间谍，背叛动机最真实，其活动将是最可靠的。对于这种间谍，谍报机构完全可以放心。因此，谍报机构总是千方百计利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打动拟招募对象的心扉。美国前中央情报主任艾伦•杜勒斯指出，要利用西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吸收“志愿人员”，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他认为，真正高明的用人之道，是在情报战中“攻心夺魄”，占据对方的整个心灵，令其心悦诚服地为自己效劳。
苏联谍报机构在利用意识形态招募间谍方面硕果累累。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开动宣传机器，把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渲染成人类社会的样板工程，其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仁人志士。苏联情报史上最成功的招募几乎都是通过招募对象与苏联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共鸣而实现的。如著名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出生于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家庭，其祖父是马克思的朋友，参加过1848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佐尔格积极投身德国革命。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佐尔格再次与苏联共产党接触，从此走上了情报工作之路。
苏联利用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招募情报员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当时西方正面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一大批中上层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绝望，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取得斐然成就的苏联无疑在他们眼前闪现着耀眼的光芒。尽管这些人出身富有，享受了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与本阶级产生共鸣，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的叛逆和共产主义的信徒。
傲慢与虚荣。英国记者查普曼•平彻在分析叛国者的动机时，认为性格中的弱点是重要因素之一。平彻认为，有些人过着欺骗成性的生活，这种欺骗通常也包含某种类型的自我欺骗，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傲慢和虚荣。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性格特征，具备这种特征的人极易被谍报机构看中。英国学者G•M•威肯斯教授认为，苏联间谍金•菲尔比、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等人具有一种“几乎是疯狂的傲慢性格以及一种不合人情的以欺骗为乐的习惯，更不用说他们对自己家庭背景的一种可怕的仇恨感，但同时却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家庭为他们带来的荣华富贵”。瑞典军官史迪克•温纳斯特洛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因胆怯而弃机逃生，同事称其为“兔子”。这个外号使他十分生气，感到被轻视。后来他成为苏联总参情报部间谍。瑞典反间谍机构负责人在总结温纳斯特洛姆的动机时，这样说道：“他事业有成就，是个好父亲，没有恶癖，没有犯过政治错误……但出卖祖国的主要动机却是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温纳斯特洛姆有一种自卑的变态心理，而要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